深度|这份“成绩单”,2023年会更好吗?******
文/国是君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中国经济年报。统计显示,2022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0%,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人民币。
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当天表示,2022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国民经济顶住压力持续发展。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二季度增长0.4%,三季度增长3.9%,四季度增长2.9%。从环比看,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与三季度持平。
中新社当天举行“国是论坛:202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会”,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解读2022年中国经济的运行特点,展望2023年经济走向。
白明:外贸增速二三季度有望回升
中国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外贸专家 白明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据官方数据,2022年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7.7%,规模首次超过40万亿元。分季度看,去年一、二季度中国进出口总值分别超过9万亿元和10万亿元,三季度进出口总值增长至11.3万亿元,为季度规模的新高点。四季度进出口总值继续保持11万亿元的水平。
中国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外贸专家白明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从轨迹运行上看,2022年中国外贸走势是“M”形:年初增速较高,3、4月份下滑,5、6、7月份反弹,此后逐级下探。这种情况以往并不是特别多见。
他表示,纵向比较看,大多数年份中国外贸不同月度增速不会有太大差距,外贸时而增长时而回落的“M”形走势还不是特别多见,这表明中国外贸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错综复杂。
在白明看来,去年中国外贸整体虽然保持增长,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忧,如去年12月中国外贸增速只有0.6%,且按美元计12月进口、出口额同比均下降等。此外,如果做横向对比,2022年中国外贸增速虽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却低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与中国存在一定替代关系的越南,这折射出中国外贸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他并表示,2022年中国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他成员国贸易额同比增长7.5%,低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当然这背后有RCEP还没有对全体东盟国家生效的原因,但这也说明RCEP生效是一个“慢功夫”,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贸易转移。
谈及2023年中国外贸前景,白明认为,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外贸反弹需要一个过程,预计外贸回升可能在二季度、三季度。今后应着力夯实外贸产业基础,并对欧美经济复苏态势保持密切关注。
赵锡军:金融支持稳住经济大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 赵锡军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金融对支持稳住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的流动性、社融和贷款等数据都证明了这一点。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两次降准为实体经济提供超1万亿元长期流动性,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方式投放流动性,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适宜的流动性环境。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1.8%,比上年末高2.8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增加21.31万亿元,比上年多增1.36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9.6%,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2.01万亿元,比上年多增6689亿元。
赵锡军表示,因为通胀压力不大,2022年全年货币供应增速较快,但企业融资需求并不充足。2022年各项经济指标波动性较大。社融总体增速6月份开始回落,此后回落幅度较大。宏观和微观在金融领域表现出较大分化,各种各样政策性支持措施出台后,在微观层面落地、被市场主体吸收消化时存在阻碍和困难。社融和信贷在不同月份表现出较大波动性,其中1月份、3月份、6月份和9月份,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投放量较大。
与此同时,赵锡军强调,官方的支持力度在加大,无论中长期信贷、基础设施信贷,还是科技企业、中小企业信贷、普惠和绿色贷款,支持力度都明显加大。央行结构性的工具越来越多,针对性越来越强。融资成本在去年一年持续下降,这和西方国家截然相反。去年,无论美联储还是欧洲央行都启动加息。
展望2023年,赵锡军预计,包括消费零售在内的各项指标将总体走向平稳,波动性会比2022年降低很多。2023年扩大内需的切入点是改善社会心理预期和提振发展信心。2023年,地方政府要重点考虑债务的可持续性及风险可控,中央不会对地方债务兜底。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流动性要跟去年一样合理充裕。
王军:当下需要改革、牛市和企业家
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王军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短期影响需要时间进一步修复,只要继续稳住经济基本盘,未来中国经济前景依旧可期。
谈及今年中国经济形势,他认为,核心在于增信心和稳预期,可通过三方面工作扭转预期并改善三重压力问题。
一是当下迫切需要改革。2023年改革的核心是继续调整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部分领域要素价格扭曲的局面彻底地扭转过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落在实处。
二是需要牛市。资本市场对于当下中国经济意义已不再局限于简单融资市场或者投资市场,而是资源配置的市场,也是激励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的市场,同时也是短期稳预期、稳投资、稳消费的市场,需要发挥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的作用,把市场搞活。
三是需要企业家。这些企业家要勇挑重任,勇于创业创新,勇于拼搏奋斗、开拓市场,为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带来更多信心。对此,政府也应在政策、制度、法律、舆论等层面给予企业家更多支持和鼓励。
王军还表示,目前,中国需要尽快将经济增长恢复到潜在增速水平,以提振企业和消费者信心。若未来中国能继续稳住经济基本盘,整个社会欣欣向荣,大家同声共气往前闯、干事业,相信经过“休养生息”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可期。
宗良:从三方面科学看待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 宗良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应从三方面来科学地看待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第一,这是多重压力背景下实现的较好增长。如果从全球经济比重来看,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是16.33%,2020年是17.4%,2021年17.7%,2022年保持了基本相当的比重。“从这些方面看,这三年中国经济是不错的,取得这个增长速度很不容易。”
第二,三大需求呈现“东边不亮西边亮”。这体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也是下一步发展的基础。
第三,中国有望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体。宗良称,按照IMF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是极少数增速超过2022年的经济体。而据上述分析,中国消费大幅度回升应是大概率事件,消费不仅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同时也为全球有关厂商提供有利发展条件。
宗良还提到,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这种开放会给相关外商外资带来较好的发展条件,让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种所有制企业达到公平竞争,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宗良认为,中国较为妥善地解决了经济增长与疫情防控的协调问题,这为2023年经济增长奠定了很好基础。预计今年经济增长从现在开始触底回升,一季度有所回升,二、三季度增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赵萍:消费拐点已经出现将逐渐回稳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 赵萍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733亿元,比上年下降0.2%。全国网上零售额137853亿元,比上年增长4.0%。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及复工复产,疫情对商业、服务业影响非常大的时期已经过去,未来景气度回升是必然趋势。“我认为中国消费的拐点已经出现,并且将进入上升通道。”
她提到,中国消费者线上消费习惯不断强化,线上消费占比持续提高。而在线上消费实现较快增的同时,线下一些业态,特别是保障类业态增长态势非常稳健。
面向未来,赵萍认为,中国消费市场基础很稳,从各季度、各月份走势来看,持续上升是未来大势。今年全年消费大势应该是逐渐回稳,前景广阔。
赵萍同时提醒,在消费市场回升过程中,对商业企业来说,要加强线上线下融合、加强内外贸融合、加强跨产业融合;在服务对象上,既要关注有更多创新意识的“Z世代”消费者,同时也要注重老龄化社会带来新的消费机遇。
倪鹏飞:房地产经历深度全面调整,正接近合理区间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倪鹏飞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2022年房地产各项指标全面下行,但房地产没有“失速”,下行过程中是有波动的,有时候速度放缓。他认为,去年房地产经历了深度全面的调整,但绝不是“硬着陆”了。房地产正在接近合理的区间。
当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32895亿元,比上年下降10.0%。从销售端来看,2022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35837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24.3%;商品房销售额133308亿元,下降26.7%。供需两端均相对疲弱。
倪鹏飞认为,对于楼市调整要辩证地看。最近十多年来,房地产高位运行是不合理的、不可持续的。房地产调整也是前期政策意图所在,不过,受到外部冲击叠加,调整加深。楼市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带来一定风险,如果风险能够得到较好控制,逐步释放,那么总体上,房地产调整其实是积极的。
他指出,从总量上看,房地产正在接近合理区间。由于一些长期变量,如人均住房面积、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房地产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高位增长了,“我们预判,未来十年房地产以及住房新增部分规模在10亿至12亿平方米左右,匹配相应房地产投资规模”。
对于当前房地产风险,倪鹏飞认为,房地产局部风险得到了控制,但是隐患尚未消除。当前,房地产供求形势是向好发展的,这为控制风险提供了条件。2023年及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意外事件冲击,房地产总体走势将是波动性弱恢复,不可能也不应大幅度增长。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 “十四五”期间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稳住农业基本盘、破局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2022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数字技术和平台深度嵌入农业农村发展各领域,以数字创新驱动乡村振兴,重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体系、生活方式,能够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提升数字包容水平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工作,自2018年开始已出台系列政策,为数字乡村发展强化了顶层设计。2022年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进一步对当前数字乡村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等进行了战略部署。据北京大学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2020)研究报告》,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开局良好,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治理和数字生活各方面都有较快发展。我国行政村“村村通宽带”全面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数据资源和采集体系、天地空一体化观测体系、农业农村云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均在稳步推进。数字技术和平台与农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速融合,持续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智慧农业、农村电商、数字文旅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数字化治理平台在农村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广泛应用,营造出更加便利宜居的乡村人居环境。但总体上,数字乡村建设仍然呈现东部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发展滞后的格局。 互联网技术应用虽然能够提供均等的受益机会,但使用者从中的获益未必是均等的。数字接入、数字资源、数字素养、数字参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数字使用结果的差异,不同群体、地区、城乡之间存在获取数字红利的差异,即数字鸿沟。我国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远高于农村,2022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74.4%,农村地区仅为58.8%。虽然当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域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更显著的差距则体现在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方面,这主要是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差异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与维护成本高昂,可能与小农户(尤其是老年农户)实际生产需求和劳动力资本不匹配,从而加剧农业企业、大型农场与小农户之间的数字鸿沟。小农户因资金、数字素养、数字技能、风险承担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叠加老龄化因素,使数字就绪程度不高。其数字信息利用方式与其他群体存在差异,因此导致数字利用结果差异。这些数字劣势使数字乡村建设主体呈现非均衡的参与行为,极有可能使小农户在数字经济发展中逐渐边缘化,从而出现系统性社会排斥和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阶层分化。 加快推进乡村建设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既要以数字创新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又要不断弥合数字鸿沟,推进数字包容,使所有群体都能够积极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共享数字红利,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生态富裕。在实践层面如何实现数字包容?一般认为可通过改善信息技术(ICT)接入来弥合数字接入鸿沟,即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宽带、网络终端等互联网设施设备的普及率。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普及,ICT接入机会趋于均等,数字鸿沟的内涵进一步深化。相关主体数字资源禀赋或资产存量、数字技能和参与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导致的参与结果差异也被考虑在内,即存在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结果鸿沟。对于数字经济参与主体而言,其自身所具备的资源禀赋,例如信息、知识、技能、产品、服务、时间等“僵化”的资产组合,可通过互联网技术运用和互联网市场交易被激活,通过互联网平台的连通性产生乘数效应。率先掌握“流量”密码,实现互联网资产资本化的群体更能够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例如,农村电商、农产品网络直播、短视频营销等为农村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注入了新动能。 第一,强化“数字准备”。可以考虑将数字包容纳入数字中国战略,在政策制定中着重考虑农村居民的数字可负担性、数字可获得性、数字能力及其公平性,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网络、数字平台、数字服务的接入性、连通性,有效提升乡村网络硬件设施质量,扩大5G、千兆光网、物联网覆盖面,保证信号质量。尤为重要的是,将数字乡村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战略,从而有效降低网络建设、维护成本。通过财政补贴、市场竞价等方式,或与农村金融普惠、精准扶贫等政策相结合,给予相应的数字设备或物资帮扶、补贴、费用减免等,进一步减轻网络接入的经济负担。 第二,提升“数字就绪度”。帮助群众建立互联网思维方式,从知识、技能和态度方面提升数字能力和自我效能,激发其参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和自信心,使其具有与数字时代动态适配的能力。因此,需要普及农村数字教育,针对不同特征的群体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数字教育。加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开设编程课;开展数字技能教育或者职业教育,使新型农民的职业技能与市场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相匹配。提供简易、易懂的互联网产品服务指南或课程,社区可开展老年人辅导培训,使其能适应社交、医疗、社保、金融及其他政务村务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广泛开展各类型的农村在线教育,鼓励农民灵活运用互联网自主学习,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运用能力,提升其数字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意识。 第三,推进“数字参与”。旨在构建涵盖经济发展、基层治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多元化数字生态系统,通过数字创新与制度创新,在各领域实现数字技术对参与者的数字赋能,推进价值共创和共享,弥合数字鸿沟。这就要求以数字创新激活农村农民发展的积极性,驱动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提升数字技术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率;有序推进农业三大体系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推广、扩散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带动小农户与数字农业体系有效衔接。以电商商业模式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推进城市农村产品、服务的双向流动,有效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解决两个“一公里”问题。以平台聚合有效整合数字资源,提升不同群体之间的数据连通性,提升基层数字治理效率。鼓励和推动企业的包容性创新,提供优质低价、便捷、无障碍、适老化、安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树人学院管理学院) 中国网客户端 国家重点新闻网站,9语种权威发布 |